道統論
道統論的相關文獻在1985年到2022年內共計126篇,主要集中在中國哲學、中國史、信息與知識傳播
等領域,其中期刊論文75篇、會議論文1篇、專利文獻50篇;相關期刊67種,包括現代哲學、中國哲學史、船山學刊等;
相關會議1種,包括國際儒學論壇·2009等;道統論的相關文獻由218位作者貢獻,包括高西奇、李瀟、金石等。
道統論
-研究學者
- 高西奇
- 李瀟
- 金石
- 江彬
- 許威
- 趙春明
- L·克拉斯尼
- 丁曉
- 亓凱梁
- 何孟東
- 俞晴里
- 劉文一
- 劉文涵
- 劉楠
- 劉洋
- 劉超
- 包建榮
- 單鳴雷
- 史朋斌
- 葉暮鳴
- 葉金發
- 吳俊
- 吳呈瑜
- 吳龍燦
- 周國林
- 周平尚
- 周紅勇
- 唐凱
- 唐文升
- 姚瑋
- 姜斌
- 孔旭鋒
- 孫萌
- 宋大琦
- 宋建福
- 尤肖虎
- 岳國森
- 左強
- 張軍
- 張莉欣
- 徐偉強
- 戚效鋒
- 方學民
- 方舟
- 施鈺鯤
- 曾嶸
- 朱昌平
- 李二兵
- 李健
- 李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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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廣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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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孫中山的政治哲學核心在于論證和辯護其政治行為的合法性和正當性,通過道統論自證其居于中華思想正統,通過知難行易說自證其屬于現代思想權威.孫中山道統論原本經過戴季陶、蔣介石副本流傳,其基本動機是切割三民主義與馬列主義關系,體現文化民族主義、文化保守主義特征,與康有為的國教論、章太炎的國粹論異質.孫中山知難行易說,其形而上學認識論或知識論層面是次要的,主要的是政治哲學層面.由此,先分析"知難""行易"兩個原子命題,再綜合"知難行易"這一分子命題,從而揭示其目的在塑造卡里斯瑪型人物,建立意識形態政社一體化組織,其辦法在意識形態教育.道統論與知難行易說是孫中山組織中華民族的思想探索和理論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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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金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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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二程的學術受到了文化運動與現實政治的雙重影響.首先,他們的學說以精神的實現為根本,并由此來貫通道義原則和行為的規范.另一方面,他們的學術又有著明顯的踐行特點:在踐行中實現人與道的合一,并進而通過不斷地行義來獲得現實的效驗,這分別體現在二程的工夫論與義命觀之中.二程所倡導的踐行總體上更側重于德性之落實,與有實學性質的習行是相區別的.但是也應該注意到,他們的學術是有著很大的開放性和包容性的.而且,在追求學術圓融的基礎上,二程致力于天下秩序的建設,彰顯了其學術的宏觀指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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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唐代是中國傳統法制的鼎盛時期,正統儒家法律思想得到普遍的認可和接受,正如《唐律疏議》所言"德禮為政教之本,刑罰為政教之用"。鑒于唐代時期唐太宗、武則天與長孫無忌等圣王賢相的政治活動及其相關法律思想在后文法律制度編、法律人物編有所介紹,本節將獨辟蹊徑,重點關注唐代河南籍著名文學家、政治家韓愈和白居易的法律思想。他們不僅是著名的河南籍文學家、政治家,也是著名的思想家,他們針對法律適用中存在的問題進行了深入思考:韓愈提出"道統論",使得傳統儒學發展到一個新的理論高度,白居易則主張刑、禮、道“迭相為用”。他們的主張促進了我國傳統法律思想的進一步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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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智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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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傳統《尚書》學對"伊尹放太甲"的解讀有兩種模式,這兩種模式體現出政治與德性的張力.蔡沈《書集傳》從人性論與道統論的視角考察"伊尹放太甲",調和了政治與德性張力.在人性論方面,蔡沈開展出圣人可學而近之而不可至之的觀點,認為成為賢人比成為圣人更具有普遍性與現實性.并且,蔡沈亦力求將賢人投入到政治實踐之中.在道統論方面,蔡沈將道統與政統交融合一,將"革命"論視為道統傳承的新形式.此外,蔡沈亦開展出"一德"論,使得"伊尹放太甲"成為道統傳承的重要環節,從而完善了朱熹提出的道統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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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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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前學術界普遍認為"道統"一詞是南宋朱熹首次提出來的,實際上"道統"一詞在唐代初期就已經出現.朱熹及其弟子對道統論影響力的擴大和道統體系的定型做出了卓越的貢獻.朱熹及其弟子的道統思想源自湖湘學派.對湘學開創者周敦頤歷史地位的衡定,胡宏首發其論,張栻繼承其說,影響到朱熹及其弟子,在他們的共同努力下,周敦頤接續儒家千年不傳道統的地位得以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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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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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如何做哲學”的問題涉及哲學的性質與方法等,屬于元哲學的范圍。由于對這一問題缺乏應有的思考,所以導致我們在哲學研究上存在一些不能令人滿意的狀況,尤其是缺乏創新性的成果。論文剖析了“元哲學”問題在儒學中的特殊表現——道統論,并分析了之所以導致上述結果的三方面原因:其一、缺乏一種在各類現象中發現哲學問題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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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青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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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荀子與“道統論”之間的張力,除“性”論之外,亦彰顯于兩者之于“圣王”與“革命”之間的理解差異.究其根本,荀子出于政治理性主義的考慮,消除了“道”與歷史事實之間隱微的緊張性.思孟學派從事歷史敘述時所依循的思考邏輯是一種屬于“應然”世界的邏輯,這種邏輯既是宇宙的“自然”,亦為人事的“必然”,普遍的道德理則即見諸于三代以上的圣王行誼.然而,既然歷史敘述受到具體的時空因素所制約,在特殊的狀況下通過圣王人格得以顯著的“道”,其普遍必然性的證立必然受到方法論上的困難.荀子顯然不能容忍承受這種“張力”威脅其所堅守的底線,即自然(天)雖然從不以人格神的身份顯示其為“意義”的秩序,但在“圣王”制作禮樂之后,政治的神圣性即不可能與政治活動本身產生任何歷史階段的分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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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濤
- 《國際儒學論壇·2009》
| 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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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作為中國文化主流的儒家學說,既是軸心時代的產物,也是前軸心時代文明的最全面繼承者。韓愈等人的即“道”言“統”說是一種哲學的、超越的道統觀,將仁義看作道的本質內容,而仁義又表現為心性義理,其將荀子與漢唐儒學排斥在道統之外。另一種即“統”言“道”說是一種廣義的道統觀,道不僅限于仁義,也包括禮樂等,不是將荀子排斥在道統之外,而是看作道統傳播的一個重要環節。從孔子到孟、荀,實際是儒學內部的分化過程。面對整個儒家道統,孟、荀都有所“失”或有所“偏”。子思是早期儒學的關鍵人物,從子思到孟、荀,是儒學內部深化同時也是窄化的過程。回到“子思”去,意味著回到一個儒學思想豐富的時代以及一種合理的思想結構,從而恢復根源文化生命的豐富性,統合孟、荀思想,重建儒家道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