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對清初至乾嘉時期的學術走向進行了重新考察,試圖表明明清之際的學術實際上一直存在著學術以"明道"這一本原性價值追求與以博文為形式的單純"為學"之間的內在緊張。作者首先對明末清初學術之大勢進行了概要性敘述,對梁啟超關于顧炎武為"清學"開山之說提出了商榷意見,認為乾嘉"漢學"實不足以承續顧氏的學術精神,推顧氏為"清學"開山,也未足以推崇顧氏。文字訓詁名物典制的考證之學,本質上是疏離于甚至逸出于"明道"的學術傳統的,不僅未能上接顧氏學術的根本義旨,而且也為戴震學術的某種質變形式。而"宋學"的重新張揚與"今文學派"的重登舞臺,在思想史的意義上,則表明學術以"明道"這一本原性價值取向在現實性上的重新挺立,所以將"漢宋之爭"以及"今古文之爭"僅視為"門戶之爭"并不恰當,是忽略了其思想史意義的。"宋學"與"今文學"的合流,既導致以考證為特征的"漢學"衰微,也使"明道"再次成為學術主題,并由此而轉向于社會現實的激烈批判,中國學術正由此而進入于近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