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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與詩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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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ure and Poetics

探索文學理論新問題，梳理和總結中外文學理論的傳統、現狀和新趨勢。在堅持馬克思主義原理的基礎上，本著“雙百”方針的精神，專心學理探討，倡導嚴謹治學與大膽創新，既立一家之言，更樹百家之說，使本刊成為文學理論界同行之間平等、自由和友好地對話的開放的學術園地。

發文量：543
被引量：430
H指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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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KI綜合因子：
維普期刊影響因子：
萬方期刊影響因子：
創刊時間：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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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刊號/ISSN：978-7-301-194218
發行周期：半年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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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單位：北京師范大學文藝學研究中心

文化與詩學-聯系信息

主編：李春青
電話：010-58800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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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4384條結果

1.絕無僅有的本土輪轉——西方早期中國文學史纂中的稽古與守舊話題
- 方維規;
- 《文化與詩學》 | 2020年第1期
摘要：黑格爾所說"中國沒有歷史"是歐洲中心主義時期的一句名言,也是19世紀歐洲人的中國觀之縮影,亦體現于西方早期中國文學史纂。本文以在中國學界鮮為人知的一部德語杰作、葛祿博撰《中國文學史》為基點,兼及另外幾部同樣還很陌生的同類德語著作,查考其中一個頗為突出的主題,即漢代和宋代在中國思想史中的關鍵意義。這兩個時代均為勾稽往事、編修史書之盛世,然在歐洲人眼里,熱衷于稽古與本土輪轉,注疏儒家經典,壟斷天下思想,實為朱熹之后中國精神生活全面停滯和僵化的主要原因。本文重點不是辨明是非,或駁議有些言說,而是述而不作,復述往昔旁觀者的一些或許仍有參考價值的思考。
2.“天眼”與“塵身”:近代視覺體制中的王國維“觀”論構型
- 吳鍵;
- 《文化與詩學》 | 2019年第2期
摘要：對于作為認識裝置的"觀"的執著與探求貫穿了王國維一生的治學經歷。本文嘗試以一種"考古學"的眼光,挖掘其思想中存在的兩種視覺認識論的對立:一是"暗箱視覺"之"觀",這一視覺體制強調視覺/認知的透明性、普世性與自由性,在其中,文化、歷史乃至民族的差異被視為雜質;二是現代"生理視覺"之"觀",強調著視覺/認知的生理維度、歷史維度與文化維度,三者使得視覺/認知變得不再透明,而是有著文化的差異與歷史的厚度。前者生成于王國維對于德國觀念論哲學的接受之中,后者則受到了叔本華對于康德先驗哲學的生理學闡釋的影響。
3.王國維戲曲文體觀的嬗變
- 朱維;
- 《文化與詩學》 | 2018年第2期
摘要：王國維在戲曲理論、戲曲歷史和戲曲文獻等領域都取得了開拓性成就,固然與科學的研究方法有關,更與其戲曲文體觀有關。王國維戲曲文體觀的發展經歷了兩個階段:前期將戲曲劃入敘事文學類型,與詩詞等抒情文學類型截然對立,且以西方戲曲等敘事文學為衡量標準,認為中國戲曲幾乎無一可取;后期明確界定了戲曲概念,將敘事性、代言體、詩性作為戲曲文體的構成要素,且對元曲評價頗高。前后期戲曲文體觀的變化主要體現在:從將戲曲和詩歌對立、敘事文學和抒情文學對立走向將敘事和抒情兩種元素融入到中國戲曲中。表面上看是王國維戲曲文體觀發生了改變,背后其實是治學理念和對西學的態度發生了改變。
4.古雅,或時間的美學政治——近代中國藝術革命潮中的王國維古雅說
- 吳鍵;
- 《文化與詩學》 | 2022年第1期
摘要：在近代中國藝術革命潮流中,王國維的古雅說,力圖將西方美學“形式”觀念所力圖摒除的物質、時間、歷史與文化等要素納入理論探討之中,以一種藝術的中國經驗,與其時以普世面目出現的西方美學與藝術話語展開對話。經由對作為“第二形式”的“古雅”的闡發,王國維力圖探尋其時被視為偏重模仿的傳統中國美術與詩文的重要價值,并以近代西方審美框架來吸納文化歷史積淀之物,以之建立一種新的共通感。因此,本文認為王國維古雅說,與其說是一種純粹的美學理論,毋寧是一種關涉于歷史與時間的美學政治,以美學理論話語為轉型時期共同體的摶成,配置著新的感性基礎。
5.變異學視域下英語世界鐘嶸《詩品》研究述評
- 曾詣;
- 《文化與詩學》 | 2019年第1期
摘要：英語世界鐘嶸《詩品》研究主要分為其人與其作兩大類。針對鐘嶸的研究基本是對歷史的還原介紹;而圍繞《詩品》的探討則更為多元,分別從內在品評體系、外在思想關聯、比較文學研究三方面具體展開。本文從變異學的理論視角展開評述,英語世界相關成果體現出四個特點:基礎研究少,義理研究多;積極借鑒漢語學界成果;比較文學研究價值突出;研究視角與方法新穎獨特。總之,英語世界鐘嶸《詩品》的研究無疑為漢語學界的相應研究生態注入了新的活力。
6.趙樹理小說敘事的民間藝術思維
- 白春香;
- 《文化與詩學》 | 2017年第2期
摘要：對民間文化的學習與借鑒,是趙樹理一生自覺的藝術追求,民間藝術思維的凸顯也成為趙樹理小說創作的一大特質。在他的小說創作中,曲藝化思維、民間戲曲化思維、民間故事化思維等民間藝術思維或直接或間接地滲透進他的小說中,從而完美地實現了民間文化在小說藝術中的創化。民間化敘事是趙樹理小說敘事的內核,是趙樹理小說藝術的獨特性所在。
7.重論滕固《中國美術小史》的歷史價值——從滕固與梁啟超的思想交集談起
- 唐衛萍;
- 《文化與詩學》 | 2019年第1期
摘要：滕固在其藝術研究的起步階段選擇中國美術史作為關注點,梁啟超撰寫的《中國歷史研究法》發揮了重要的思想引領作用。李凱爾特的價值論哲學,以及在此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文化科學構成了其《中國美術小史》的重要思想來源。而具體到小史的寫作,他運用文化史的思路解決美術史的歷史分期問題。
8.革命主題與敘事結構的兩歧——論《太陽照在桑干河上》史詩敘事當中的反史詩性
- 龍昌黃;
- 《文化與詩學》 | 2018年第2期
摘要：《太陽照在桑干河上》經馮雪峰的詮釋,迄今仍被視為啟發后來'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書寫的革命史詩典范。但這種主要視小說反映現實(歷史)的真實性為依托的史詩性判定,卻無法落實到小說的藝術層面,尤其是敘事結構層面上來。而這,在馮雪峰的詮釋、丁玲自我的意圖途釋,以及小說文本的具體呈現之間,均存在著無可消弭的張力,并最終使之在小說的敘事結構及其具體敘事層面,呈現出同其立意的主題,也即'史詩性內容'背反的反史詩性面相。這種反史詩性,事實上自其小說布局的敘事開端——小說的開篇部分就已存在,而這也意味著:看似簡單的小說開頭的布局,同樣也是一種政治的文學表達方式。作為文學研究對象,該小說面世后所深陷其間紛紜的'內容批評',實際上均源起于文學形式或文體層面所造成的美學上的缺失。
9.論玄學思潮對魏晉南北朝批評文體建構的多維影響
- 鄧心強;劉思佳;
- 《文化與詩學》 | 2020年第1期
摘要：玄學是魏晉南北朝持續了數百年的主流學術思潮,有著鮮明的文化品格,對魏晉南北朝文學創作和理論批評等產生了重要影響。此階段眾多文論名家在建構各自批評文體時,均不同程度地打上了玄學的烙印。在建構文體過程中,陸機對創作構思和立意的論述,鐘嶸采用品第法論詩,《文心雕龍》篇目的設定,思辨性的展現,以及相關批評方法的運用等,均明顯受到玄學思潮的深刻影響。突破詩學內容而從文體形式角度,剖析魏晉南北朝學術思潮與文學理論之關聯,能為學界重新認識玄學之魅力,以及魏晉南北朝中國文論的演進與形成,提供另一種視角。
10.論藝術趣味的歷史條件
- 梅林;方維規;
- 《文化與詩學》 | 2010年第1期
摘要：歷史唯物主義是馬克思最重大的理論貢獻,是研究人類社會發展的科學方法。因此,對于藝術趣味問題的討論,必須顧及到社會環境和歷史條件的影響,這不僅表現在藝術創作方面,而且也見之于藝術的接受。
11.魯迅譯《工人綏惠略夫》底本考
- 楊俊杰;
- 《文化與詩學》 | 2019年第2期
摘要：魯迅翻譯俄國作家阿爾志跋綏夫的《工人綏惠略夫》,據魯迅介紹說底本就是阿爾志跋綏夫小說的德譯集《革命的故事》。這里經細致分析指出,魯迅翻譯《工人綏惠略夫》實經過兩個階段。他首先以《工人綏惠略夫》的日語翻譯為底本,翻譯出初稿,然后再以《工人綏惠略夫》的德語翻譯為底本,修訂完成翻譯。這意味著,魯迅翻譯使用的底本是德語翻譯以及日語翻譯。魯迅得到日語翻譯的時間是1919年,得到德語翻譯的時間是1920年。有理由認為魯迅是在日語翻譯的提示下,才發現、擁有了德語翻譯。
12.論梁宗岱的詩歌翻譯觀念
- 張文晨;熊輝;
- 《文化與詩學》 | 2021年第2期
摘要：梁宗岱不僅是出色的詩歌翻譯家,而且在翻譯理論上提出了很多富有創見的觀點。在譯詩的語言方面,梁宗岱反對用口語和白話去翻譯外國詩歌,維護文言的詩性特征;在譯詩的句法方面,梁宗岱主張翻譯詩行應該流暢自然,為保持原作的風格而采用直譯的方式;在翻譯詩歌的形式方面,梁宗岱主張譯詩應該具有節奏感和音樂性,從而形成了譯詩文體觀念的系統性和完整性。
13.《橋》中可曾有“橋”——關于廢名《橋》中破折號的解讀
- 于阿麗;
- 《文化與詩學》 | 2015年第1期
摘要：李健吾曾經評論過廢名的代表作《橋》,指出該小說句子之間缺乏一道理解之'橋'。筆者在閱讀《橋》的過程中,發現其中'——'(破折號)出現的頻率非常高。本文對這些破折號的用法進行了細讀,認為它們已經超出了基本標點符號的范圍,體現出獨特的功能,如:喚醒讀者的審美想象,邀請讀者直接對談,幫助讀者更好地理解作品,等等。從某種程度上講,這些破折號所承擔的,恰好是李健吾所謂的句與句之間所缺乏的那道'橋'的功能。由此,我們可能需要重新界定廢名小說的'晦澀'及其與讀者的關系。
14.“詩言志”考辨
- 洪濤;
- 《文化與詩學》 | 2019年第1期
摘要："詩言志"是中國詩學的開山綱領,在早期的詩學論述中,何以"詩"和"志"總關聯在一起?本文試圖從文字學的角度出發,考察"詩"和"志"的內在淵源,認為"詩"和"志"最初都根源于先民生活中占主導地位的"寺",而"寺"乃是古人的實體度量單位,是在生產和分配活動中建立起來的一套行為規范。"寺"藏之于心謂之"志",發而為言謂之"詩"。
15.指向超越的文本中介——福柯早期文論思想再論
- 姚云帆;
- 《文化與詩學》 | 2018年第2期
摘要：西方學術界(尤其是北美學術界)通常把20世紀60年代看作福柯的'結構主義'時期,而福柯也在這一時期,以類似結構主義文學批評的風格,寫出了一系列論文。但是,在晚年與拉賓諾的訪談中,福柯否認這一時期他的主導思想是結構主義。在福柯最早具有學術影響力的論文《賓斯萬格導言》中,福柯顯示出對現象學符號理論的熟悉,并從對符號'表意(signification)'和'指引(indice)'功能的區分中,發現了文學語言作為一種超越中介的意義。在60年代早期的《〈盧梭評斷讓-雅克>導言》中,福柯將語言的界限——沉默引入自己的詩學話語體系中,并通過盧梭寫作中主體以文學文本為中介,完成趨向作者專名所指稱的超越領域的過程,強化了文學作為一種引導主體自我超越的語言符號配置的重要作用。而這樣一種作用仍然隱含在《什么是作者?》這一福柯詩學的重要作品中,成為'作者功能'的存在論基礎。
16.文化守望的詩性邏輯——中國“文化詩學”與英美“文化研究”的比照探討
- 黃春燕;
- 《文化與詩學》 | 2016年第2期
摘要：本文追索中國'文化詩學'與英美'文化研究'的錯雜關系,在比照研究的基礎上,對中國語境中'文化詩學'的內在精神作進一步探討。從文化的視野觀照文學,中國'文化詩學'從英美'文化研究'中收獲了啟迪,不過,'文化研究'的文化概念致力于對現實范式的去蔽和對其合法性的質疑,帶有強烈的政治批判意圖;中國語境中的'文化詩學'則著眼于符號學的文化概念,更多從人類學研究的視角切入。就'文本'而言,在'文化研究'視野中,文化是與每一個'日常'表征相關的生活方式,以跨學科視角解讀紛繁多樣的社會文本,是'文化研究'的一項策略;在'文化詩學'研究領域,對詩學傳統的守護是堅定的,但受'文化研究'文本策略的影響,'文化詩學'的倡導與實踐者也開始重新思考文學文本的范圍問題。就指向而言,'文化研究'以強烈的參與熱情介入公共領域,力圖通過建構一套文化闡釋話語而獲得公共話語的中心地位;'文化詩學'則致力于將詩性精神貫注于詩學研究,將文學文本從'日常'文本中分離出來,指向精神空間的非物質性追求。
17.埃茲拉·龐德《詩章》中的光學與生物隱喻
- 王年軍;
- 《文化與詩學》 | 2021年第2期
摘要：龐德關于“光”的設想把新柏拉圖主義“光”的哲學和中國古代表意文字的“明”“顯”等與光有關的意象并置,并從中引申出晶體—玉—水蟲—蝴蝶的意象序列;動植物、礦物的幾何結構與詩歌“精確”的織體、人類的智能,在龐德看來都是分有了神圣之“光”的結果。在這種“光”的論述背后有古典的以太學說,近代科學以馬可尼和麥克斯韋為代表的電磁學、中國古代氣論等多方面的支撐。
18.“革命”意義的消解——張賢亮1980年代小說中的聲音政治
- 賀滟波;
- 《文化與詩學》 | 2017年第2期
摘要：新時期之初,重新歸來的作家張賢亮因描寫性、饑餓、勞改隊、城市改革、中學生早戀等問題,在文壇引起了強烈反響。除此之外,小說中的'聲音'書寫也是作家敘事的重要維度,它不僅窺探到了革命歌曲中'公'與'私'的尷尬處境,也顯現了噪音譜系的合法化進程,同時以'廣播'媒介展現了作家在自由與限度創作中的'搖擺不定',由此,革命的意義在'聲音'譜系的重建與劃定中而趨向'消解',這顯示了新時期文藝創作的歷史復雜性與多面性。
19.呂思勉的國文教育思想
- 吳鈴;
- 《文化與詩學》 | 2017年第2期
摘要：20世紀初是國文教育的發生期,學人在探求適應中國本土的國文教育的過程中,表露出對于國文,乃至國文學科性質的探索。在研究國文教育發展史的著作中,呂思勉的名字被提及的較為少見,其在史學領域的精深造詣更為大眾所熟知。呂思勉在國文教育初創期在教學實踐和教學理論方面的努力,相較于風口浪尖之上的革命家或體制內的改革派而言,或可謂是一道道潛流,既有史學家的獨特歷史意識和文化觀念在國文教學實踐中的投射,亦是其經學傳統和國族想象在與新學的融通中逐漸建立成型。
20.中國古代藝術的詩意與依詩成體
- 王向峰;
- 《文化與詩學》 | 2017年第2期
摘要：詩是文學藝術中最具審美深涵性和擴延性的藝術,也是距人情思最近的藝術,甚至可以說是藝術中的藝術。因為不論何種藝術,如果其中缺少詩意,就會大大失去審美意義,因此各種藝術不僅都以自身體式融涵詩意,而且還新制或援引詩詞入體,以致非此就不能成就自身。這在藝術創作中成為作者的詩意安居,在欣賞中都實現為審美詩意的滿足。如果進入中國古代各類藝術實體中去加以考索,便會得到如海德格爾所判定的'一切藝術本質上都是詩'的印證。
21.明代“窮而后工論”意義向度的展開
- 張德建;
- 《文化與詩學》 | 2015年第1期
摘要：本文以明代文學中的'窮而后工論'為研究對象,對其理論內涵及其創作論意義上的心理基礎做拓展式研究,并延伸到對這一命題歷史價值的探討,梳理了其在明代文學歷史發展中的幾個層面和過程:臺閣文學時期受到抑制和消解,隨后在對前七子悲慨激昂式情感表達的反思中得以深化,更借助詩教觀擴大了窮而后工論的意義內涵,又受到心學的影響;并討論了窮而后工論的思想局限。舊的理論命題在新的歷史情境中得以延續和深化,為我們認識明代文學的歷史發展提供了一個有效的視角。
22.日俄戰爭文學書寫中的清政府“局外中立”
- 周冰心;
- 《文化與詩學》 | 2020年第1期
摘要：日俄戰爭于1904年爆發,主戰場在中國東北地區,清政府在日俄開戰后旋即宣布"局外中立",成為中國近代史上標志性的"國恥"事件之一。本文在歷史學界披露的相關史實的基礎上,在大量日俄戰爭文學的書寫中還原了更豐富的"中立"史事,深刻分析在清政府的"局外中立"背后,從上層朝廷到下層百姓,在文學作品中反映出來的復雜情態,以原始文本出發,為日俄戰爭做出更為鮮活的注腳,為歷史文獻提供更為全面的闡釋。
23.正言若反,或現代性的光譜——評澤夫·斯湯奈爾《反啟蒙:從18世紀到冷戰》
- 高競聞;
- 《文化與詩學》 | 2022年第1期
摘要：與“啟蒙運動的現代性”不同,斯湯奈爾從政治文化的角度提出了“反啟蒙的現代性”與“反啟蒙的革命”。反啟蒙指反法國—康德啟蒙運動,作者結合了觀念史之探究“主要思想”的方法,以及對研究對象的歷史主義態度,在文獻細讀中揭示了反啟蒙的共同原則,最終表達出對啟蒙運動個人自主精神的認同。同時他也陷入了將啟蒙與反啟蒙進行二元對立、將思想現象簡省為平均化的分類體系的困境。但是,斯湯奈爾的“另一種現代性”觀點啟發了我們對現代性的多元認知,他立足于啟蒙立場而對反啟蒙“偏見”等概念的理解,也使我們看到二者在實踐中相反相成的可能性。
24.文化詩學:整合與建構中的中國文學理論方向——論童慶炳先生“文化詩學”的內涵
- 楊紅莉;
- 《文化與詩學》 | 2016年第2期
摘要：'文化詩學'是童慶炳先生針對當代中國文學理論發展的特殊語境,針對西方文學理論發展中所出現的各種問題,在堅持文學基本原則的基礎上,以開放的和兼容并蓄的胸襟所提出的利于整合各種優秀和有效的理論資源并建構中國現代文學理論的方法論。
25.“夢幻刻奇”:本雅明的辯證光學與阿拉貢的拱廊街郵品店
- 趙文;
- 《文化與詩學》 | 2021年第2期
摘要：本雅明的“超級經驗論”的真理觀使他本人高度關注事物的表象系統的細節。這一點為本雅明與法國詩、作家阿拉貢之間的共同經驗提供了基本的條件。如果說,阿拉貢在巴黎的拱廊世界中充分地體驗到了現代世界的“謎面”,那么,本雅明則在阿拉貢的激發之下,通過其“辯證光學”和對“夢幻刻奇”的理論構造,觸及了現代性的“謎底”。本雅明《拱廊街計劃》中的“郵品店”堆積的辯證圖像作為“夢幻刻奇”,在其辯證光學式的透視之下,勾勒出了作為“事件”的現代性的“外部真理”。
26.夯實學科基礎,疏通今古交流——評十卷本《中華古文論釋林》
- 張瑞;
- 《文化與詩學》 | 2015年第1期
摘要：李壯鷹先生主編的十卷本《中華古文論釋林》是繼郭紹虞先生主編的《中國歷代文論選》(四卷本)和人民文學出版社結集出版的《中國歷代文論選》(九卷本)等成果之后,在中國古代文論選篇及解讀領域的又一頗具規模的力作。《中華古文論釋林》具有如下幾方面的特點:選文、注釋篇目數量大,填補學科空白;側重還原真實思想史面貌的選文標準;尊重原典的學術品格;抽繹出活潑的文藝思想脈搏。總之,這部書建立在以往同一領域的學術成果基礎之上,以發掘古代文論的現代意義為旨歸,從海量文獻資料中篩選出有影響的文藝美學篇目,精心注解還原本文,是具有開發價值和生成資源功能的學術著作,堪為后學案頭必備。
27.天下之文——評汪德邁的《中國思想的兩種理性:占卜與表意》
- 何博超;
- 《文化與詩學》 | 2019年第2期
摘要：汪德邁的《中國思想的兩種理性:占卜與表意》旨在通過漢語言文字來探究中國的思想方式,將占卜和表意確立為兩種基本的思維與元語言模式。這種研究理路雖然受到了一些學者(比如卡波阿拉)的質疑,但如果配合形質論與文質論的區分,再結合"天下說"來審視,那么可以發現,其中也包含了一定的合理成分:正是在天下體系的輻射下,漢字成為了凝聚國家信仰的重要象征與媒介。
28.編后記
- 編者;
- 《文化與詩學》 | 2017年第2期
摘要：迎春花開,新一輯的《文化與詩學》即將與讀者見面。本輯刊出的文章共分六個欄目,分別是古代文論研究、現當代文論研究、西方文論研究、海外漢學研究、大眾文化研究和一則書評。'古代文論研究'欄目刊出的七篇文章,每一篇皆有切實的問題和相當到位的論述。其中王向峰先生的文章以豐富的作品引例,表明中國古代各種文藝作品中的詩性存在,并提出了'依詩成體'的觀點。
29.曇花一現的“新小說”文類——論清末“札記小說”的文體及其相關問題
- 陳爽;
- 《文化與詩學》 | 2018年第2期
摘要：'札記小說'是清末'新小說'之一,作為新舊文學變革之際的文類,其存在的時間很短,在小說研究中也不被重視。本文從札記小說的產生、文體特征及意義、文類的消亡三方面展開分析,認為由梁啟超提出的'札記小說',其產生契合時代精神,通過篇末'作者日'的文體新變,'札記小說'超越了一般層面的故事講述,傳遞了作者的教化觀念,發揮了小說改良社會的功用。脫離《新小說》雜志的'札記小說'失去了'作者日'部分,重又回到傳統筆記的序列中,成為曇花一現的'新小說'文類。后至五四時期,傳統小說觀念與現代小說觀念相齟齬,在新文學提倡者對'筆記派'批判的訴求下,'札記小說'于命名上被'筆記小說'所取代。
30.理性與畸情:張元忭與徐渭的文化身份認同
- 汪沛;
- 《文化與詩學》 | 2010年第1期
摘要：徐渭和張元忭都是中晚明歷史上知名的人物,一因偃蹇的生活遭遇而成為創造力勃發的文學藝術家,一因狀元及第的科舉紅運而成為方正賢良的理學家。他們之間的恩怨隔膜,既源于不同的性情遭際,也源于社會環境的差異,但無論是以理處世還是以"畸"待世,他們都免不了垂淚而終的命運。這為人們考查亂世的生態,增加了一份凝重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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